第6版()
专栏：南斯拉夫通讯

一个青年汉学工作者的心愿
本报记者　严　正
“为了让南斯拉夫人民早日读到《邓小平文选》，我要加班加点地干”。这是年轻的南斯拉夫汉学工作者、正在从事《邓小平文选》塞文翻译的佐澜同志对记者一再表示的美好心愿。
跨进佐澜同志的卧室，犹如置身一间小型的中国书库。在卧室四周的书架上，井然有序地摆着《毛泽东选集》、《周恩来文选》、《彭德怀自述》、《孙中山文选》等革命家的重要著作，以及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孙子兵法》等中国古集，鲁迅、茅盾、巴金等现代中国文学巨匠的著作。另外，还有《辞海》、《中国地图集》等各种工具书。有一个书架，专门收藏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籍，其中有些还是二十年代的版本。在一张写字台上放着翻开的《邓小平文选》，旁边是厚厚的几叠译稿。这一切摆设告诉来访者，卧室的主人一直在中南文化交流的园地上辛勤耕耘着，而目前，他正在从事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——把《邓小平文选》译成塞文。
我们的话题从佐澜同志到中国留学开始。这位身材颀长、面目清秀的南斯拉夫同志，以一口道地的普通话告诉记者，他是1973年到中国学习的。早在童年时期，当他从教科书上读到有关中国的令人神往的介绍后，扬子江的波涛，泰山的云海，就一次次地涌进他的梦乡。为了有朝一日能到中国，他刻苦学习，在中学时代就求师学习汉语，后来终于如愿以偿，被选拔为五十年代后头一批到中国学习的青年学生。他高兴得夜不成眠。可是那时的中国正处于“十年浩劫”后期，岂容一个外国人潜心学习中国文化呢！他只好跟着中国同学去工厂、农村，参加各种运动和劳动。但这却使他有机会亲身感受到中国工农群众，特别是青年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祖国前途的担忧，以及他们对老一辈革命家，其中包括对邓小平同志怀有的崇敬心情。在“四·五”天安门事件中，他曾暗地里为周恩来同志默哀，并抄录了大量革命诗词。也在这时，他开始更多地知道中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信任和爱戴。说到这里，佐澜兴奋地回忆起他三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时的情景。头一次是1975年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比耶迪奇访问中国，在邓小平同志举行的欢迎宴会上，他与其他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出席。席间，邓小平同志握着他的手关切地问：在大学里生活得好不好？有没有人欺负你？当时，能听到中国领导人如此亲切的关怀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。第二次是1977年，铁托同志访问中国期间会见邓小平和邓颖超同志，他帮助作翻译，邓颖超同志称赞他普通话讲得好。中国领导人的赞扬一直鞭策着他以更大的努力掌握好中国语言。第三次是1981年南共中央主席团书记丘拉菲奇访华同邓小平同志会谈时，他当翻译，这使他同邓小平同志有了进一步的接触，从内心产生了敬佩之情……
1977年底佐澜同志学成归国后，他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几乎都与发展中南友谊、传播中国文化有关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在尽一切努力使南斯拉夫人民更了解中国，更热爱中国人民。他平均每年有一次机会随南斯拉夫代表团到中国访问。他为胡耀邦、李先念、彭真等中国领导同志当过翻译，一起照过像。此外，他利用业余时间，翻译了鲁迅著作和《小兵张嘎》、《阿凡提的故事》等儿童文学作品，翻译了《第二次握手》、《红楼梦》等十多部中国故事片，以及《长江截流》、《云冈石窟》等30多部新闻纪录片。另外，他还开办业余汉语班，培养汉语学生。
今年7月1日，来自中国的电波传来了《邓小平文选》出版的消息。他同中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，并立即拍电报给在中国的南斯拉夫朋友，要求以最快的速度给他寄一本。时仅4天，一本远渡重洋的《邓小平文选》已捧在佐澜同志手里。书中深刻的思想，精辟的论述，使他爱不释手，很快就通读完全书。他对记者说，这本著作给他最深的印象是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，真正地结合起来了。在佐澜同志热情推荐下，贝尔格莱德《共产主义者》出版中心决定在计划外优先出版这本书，并把翻译的重任交给佐澜同志。为了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，佐澜同志夜夜伏案，经常在灯光下送走黑夜，迎来黎明。有时为了使一个词、一个成语或一个历史事件译得准确易懂，他绞尽脑汁，翻遍各种字典和资料或求教于中国同志。现在，这本书的翻译任务已快完成，预计明年上半年，南斯拉夫人民就能读到塞文版的《邓小平文选》。他说，到那时，一定要亲手给邓小平同志寄去一本，以表达自己对邓小平同志的崇敬之情。
结束采访时，佐澜同志对记者说，现在，已有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青年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。至今有的已将鲁迅杂文、《李清照词选》等中国文学作品和《茶馆》、《暴风骤雨》等电影译成塞文，有的自筹资金创办“东方图书馆”，让南斯拉夫人民能直接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。他愿与这些青年同志一起，为中南文化和思想交流架设桥梁。